文|章鱼哥

编辑|比奇堡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目前，大多数研究从管理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关注随迁老年人的状况。

管理学、人口学和社会学主要从宏观层面为随迁老年人的管理提供服务。 但是，在微观层面，随迁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解决社会现实问题需要更多地引入心理学视角。目前中国随迁老年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随迁老年人主要从农村迁往经济发达并且设施便利的大城市；

第二， 随迁老年人大多学历较低 ；

第三， 随迁老年人中女性占比较高 ；

第四， 为照顾子女和孙辈而迁移是老年人随迁的主要原因 。

随迁老年人在迁入新的城市后， 由于地理环境和人际环境的改变 ，他们必须去适应这种改变。

但是他们由于年纪较大，学习新事物能力降低，从而 导致他们在社会适应上会出现一些问题。

很多随迁老年人日常活动的范围和场所有限、很少与邻居交往。 这种境况会导致他们出现一系列的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

焦虑和抑郁严重影响着老年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甚至威胁老年人的认知功能。

但是 少有研究重点关注随迁老年人的焦虑和抑郁状况 。

仅有少量研究探讨了家庭角色转变、生活习惯改变、子女忽视、人际交往匮乏等等因素对随迁老年人焦虑，抑郁的影响。

目前针对老年人焦虑，抑郁的考察，主要以量表（自陈报告）测量为主，即 在意识水平测量老年人的焦虑和抑郁情绪。

缺乏对老年人内隐焦虑和抑郁的测量，即在潜意识水平测量老年人的焦虑和抑郁情绪。

焦虑和抑郁得分在内隐和外显测量结果上的差异

在此次研究中， 老年人的焦虑和抑郁在内隐测量和外显测量的结果上具有差异。 在内隐焦虑及抑郁的测量中，男性老年人的内隐焦虑及抑郁程度均显著高于女性老年人。

而在外显测量中则表现出相反的结果，即 男性老年人的外显焦虑及抑郁程度均显著低于女性老年人。

以往研究中，也发现过类似的外显与内隐测量结果不同的现象。

以往的内隐测量领域研究者对外显测量与内隐测量之间的差异通常由以下几类原因导致：

第一， 外显测量的结果反映的是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对其性别角色的社会规范及自我期望 ，而内隐测量的结果反映的是个体的自身经验；

第二，内省局限，即 个体由于内省不够充分而无法报告真实的分数，导致外显测量的结果有所偏差；

第三，反应因素，即 由于个体虽然可以充分洞察自身的真实状态 ，但因为社会赞许效应等因素不愿意报告真实结果而导致外显测量结果的偏差。

结合本次调研的过程中的直观观察，研究者认为第三种原因具有表观上的解释力，而第一种原因具有更深层次的解释力。

在外显测量过程中，有时因为环境和时间原因，无法让老年人独立填写问卷，此时研究者会逐条将题目及选项读给老年人听并让他们独立作出判断。

研究者发现， 大部分男性老年人会果断地且十分自信地选择积极的且程度较高甚至最高的选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们的测量分数偏低。

而 大部分女性老年人则会在反思后去选择比较符合自身所认为的真实情况的那一选项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她们的分数偏高。

同时，在问卷测量过程中，有两个场景给研究者留下很深的印象。

第一个场景如下，有两位接连参加调研的男性老年人相互熟识，并且第二位男性老年人在做完问卷之后表达了对前一位男性老年人的担忧。

据老年人乙所讲，老年人甲的儿子英年早逝，老年人甲时常会在深夜思念儿子而睡不着觉，但是白天在外却表现地像没事儿的人一样。

但是从外显测量的结果上来看，老年人甲的焦虑及抑郁分数均偏低，然而他实际的焦虑及抑郁状况是否真的如此，以及是否还有其他男性老年人具有类似情况。

即 选择避免向他人展示自身真实的心理状态而呈现坚强的一面 ，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二个场景如下，一对老年人夫妻先后接受问卷调查，在丈夫回答问题时，妻子有时会以抢答的方式替他选择较为积极的选项。

甚至有时会在丈夫试图选择消极选项的时候予以否认和阻止，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现实，即 男性对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坦诚表达是不被鼓励的 。

因此，对于此类问题， 未来有必要结合多种形式的心理测量对老年人群体尤其是男性老年人群体的心理健康进行监测。

随迁老年人焦虑与抑郁情绪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发现， 随迁老年人的外显焦虑受与子女沟通时间、自由支配时间、婚姻状况、家庭关系、人际交往、子女忽视、孤独寂寞感受、配偶随迁情况等几个因素影响 。

但是， 居住情况对随迁老年人的外显焦虑不存在显著影响 。

随迁老年人的外显抑郁受与子女沟通时间、自由支配时间、婚姻状况、居住情况、家庭关系、人际交往情况、子女忽视情况几个变量影响。

但是，户口性质、慢病情况、爱好情况、来源地省份、本地活动参加情况等几个变量对随迁老年人的外显抑郁状况无显著影响。

相比于与子女沟通时间较多的随迁老年人， 与子女沟通时间较少的随迁老年人表达出更多的焦虑和抑郁情绪。

随迁老年人从遥远的家乡来到子女所在的城市，对他们而言，在随迁地最能够信任的人就是自己的子女了。

然而， 即使随迁老年人的子女有着更好的经济水平，能给随迁老年人提供良好的居住条件 。

但是，这些处在中年时期的子女也同样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面临着较高的工作压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能无法抽出充分的时间来和自己的随迁父母展保持频繁、紧密的联系。

从此次研究的结果上来看， 经常与子女交流对随迁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起重要的作用。

相比于与子女沟通时间较少的随迁老年人， 那些与子女沟通时间较多的随迁老年人有着更低的外显焦虑及抑郁水平。

然而，与子女沟通时间较少的老年人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起初通常会回答地较为含糊，如用“一般吧”或“还行吧”进行回答，且语气较为不自信。

在提问者进一步提问“偏多一些还是偏少一些？”这一问题进行追问之后，大部分在之前给出含糊回答的随迁老年人会倾向于选择回答“偏少一些”这个答案。

与子女沟通使老年人获得一个情绪表达窗口， 较多的情绪表达促使老年人心情舒畅，从而缓解了他们的焦虑和抑郁情绪。

自由支配时间较多的随迁老年人的外显焦虑和抑郁水平显著低于自由支配时间较少的随迁老年人。

有研究表明， 照顾孙辈时间的增加会降低随迁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同时，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发现，部分随迁老年人来到子女所在城市之后，并非可以过上随心所欲的退休或养老生活。

相反，他们可能还会帮助子女分担如买菜、洗衣或做饭等一些家务劳动，以及承担着接送孙辈上下学、去兴趣班或补习班等义务。

这些 日常事务会占用随迁老年人每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导致这些老年人每天只拥有少量的属于自己的时间去享受退休后的生活。

老年人对自己时间拥有较多的支配权，意味着他们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做自己生活的正在管理者，这种时间管理自主权让老年人体验到更多的独立和自由。

在调查过程中，生活中拥有更多自主权的老年人对“您每天自由支配的时间多少？”这一问题的回答用词和语气大多较为轻松和肯定。

因此， 如何帮助那些自由支配时间较少的随迁老年人“减负”， 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离异随迁老年人的焦虑与抑郁水平显著高于离异随迁老年人与在婚随迁老年人。

有研究发现，对于老年人而言，稳定的婚姻关系与其抑郁水平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并且 稳定的婚姻关系会对其身心健康提供保障。

同时，在调研过程中发现，2位离异随迁老年人在回答这一问题时，神情失落、目光黯淡且语气低沉。

相比之下，在婚随迁老年人在回答“您的婚姻状况是怎样的？”这一问题时，大多没有情绪上的明显波动。

因此可见， 稳定的婚姻关系对于随迁老年人十分重要。

而对于离异和丧偶的随迁老年人而言，配偶陪伴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他们造成心理上的影响，如产生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

如何缓解离异和丧偶随迁老年人的焦虑抑郁情绪？ 在未来研究中可重点关注这一问题。